中原民族的特性注定它不是一个肆意扩张的民族。

本朝也不例外，自疆域稳定下来之后，国策转攻为守，再也没有开国之初那种锐意进取的朝气，取而代之的是老成稳重的守成之君，久而久之，国朝重文轻武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连边疆将领都得是进士出身才更让人来得信服。

这次绍兴之乱引起的震动很大，但后续讨论应对策略却并不顺利，朝中普遍的主流声音都认为勘合贸易实属毫无必要，既不能给朝廷带来多么大的利润，还会引来倭寇入侵骚扰，还不如将勘合贸易直接停掉，彻底关闭□□与外界沟通的通道，这才是万事太平，一劳永逸之策。

然而这样的声音虽然占了大多数，也并非没有反对意见的。

其中之一，便是以唐泛等人为首的主战派。

唐泛认为，堂堂天、朝，虽不好战，可也不应怯战，要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说白了，如今人家都欺负上门了，哪里还有当缩头乌龟的道理？

再者大明周围有如属国安南，附庸朝鲜等，若是遇事则退，这些附属国又会如何看待大明？大明国威又何在？

太、祖收复汉家河山，永乐天子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这才过了多久，大明当年横扫千军，将蒙元赶回草原的气魄呢？

现在关闭国门，固然可以图一时安逸，但万一将来倭寇之祸弥烈，难道还要一直龟缩不出么？就算不为眼下计较，也该为百年后代子孙着想罢？要知道宋时海上贸易遍及各国，为宋朝政府带来了巨额利润，为何我大明如今武力远胜宋代，但雄心胆魄反倒远远不及了？难道蒙元那一百多年的统治，将我中原子民的胆子也给打小了？

这番话虽然慷慨激昂，但反对的人并不在少数。

许多人过惯了安逸日子，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唐泛提出的所谓雄心胆魄嗤之以鼻，又认为□□物产丰饶，何必走海上险路，去跟升斗小国争那等鱼米之利？

更何况造船耗资巨大，当年三宝太监七下西洋足以证明一切：这七次远航非但没能为大明带来什么利益，反倒往里赔了不少钱，甚至有人觉得，永乐以后之所以国库日益萎缩，跟当初皇帝坚持要下西洋也有莫大关系。

还有，如果耗费人力物力去跟倭寇打仗，打赢了不见得多么长脸，要是打输了，那才是大大的丢脸，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不管不问，直接关闭国门，像太、祖皇帝规定的那样：片板不许下海，这才是万全之策，祖宗成法总归是没错的。

甚至有人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认为唐泛之所以主战，跟他现在主管兵部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一打仗，兵部可以从中渔利，得到更多的经费不说，地位也能由此得到大大提高。

唐泛一一反驳了这些观点。

首先，打仗肯定要有所付出的，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不能光想着天上掉馅饼。国虽大，好战必亡，但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大明如今并非主动在进行一场无道之战，恰恰相反，是别人打上门了，掳我百姓，劫我钱财，若不再自卫反击，只会被视为软柿子一般柔软可欺，以后这样的事情依旧会频频发生，国门一旦关闭，所有人都认为从此安逸而忘记危机，久而久之必然连战如何去打都忘记，到时候还是会被人欺上门，再说这一次还有不少百姓被倭寇掳掠到海上去，难道那些人都就此不闻不问了么？

其次，勘合贸易非但不能彻底关闭，反倒应该更为开放，有鉴于前宋海上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武力更加强盛的大明完全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太、祖皇帝虽然有片板不许下海的规定，可那是针对民船而言，要知道在那之后，三宝太监也同样七下西洋，官方贸易并未停止，祖宗成法之说大有变通之处，严格说来并不存在绝对的禁令。

而且就算现在官方禁止民间贸易，也依旧有不少民船私自出海，谋取利润，正因为海禁，这些民间的盈利，官方并未得到一分一毫，这才是巨大的损失。堵不如疏，与其放任这些非法私贸继续进行下去，不如由官方组织起来，将其合理化，让其缴纳税赋，这才是一举两得的长久之道。

唐泛并非一个人在战斗。

有许多人反对他，同样有不少人支持他。

这些人包括南京太常寺少卿杨一清，太常寺少卿李东阳，侍讲学士谢迁等。

如果说谢迁纯属友情支持好友，那么杨一清和李东阳等人，则是从实际战略意义出发的。

他们的观点大体上与唐泛一致，都认为守不如攻，虽然造船与组建水师耗费巨大，但是后期收益完全可以弥补回来，如果能够重现前宋那般海上贸易规模，则朝廷往后也就不必发愁每年国库拨不出钱粮，天子也不必发愁内库的钱财不够使了。

这些人虽然官职不显，甚至没有一个内阁阁臣，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当今天子所信重的少壮派官员，如无意外，在几年之后，当内阁这批老臣子一一致仕之后，大明中枢将由他们来主宰。

两方争议异常激烈，从弘治三年一直持续到弘治四年，从一开始到底派不派兵剿匪，要不要停止勘合贸易，到后来争论要怎么派兵，怎么打，开放海禁要开放到什么程度，也算是逐渐打开了一点局面。

直到弘治四年末，尝到甜头的倭寇见明廷毫无动静，又一次席卷而来，登岸劫掠，促使天子终于下了一个决定：命汪直提督宁波，组建水师。

弘治帝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谨慎保守的人，幼年的经历促使他在一件事上不会轻易做出决定，尤其是重大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