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袁宗道的这番话，其实申时行并不完全同意。

若果然按照袁宗道的意思来，那就是等着高务实推行新政，在高务实新政推行过程之中，只要还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问题，自己都只能袖手旁观。

且不说心学派背后的金主们面对此情此景会有多么暴跳如雷，就说他申元辅自己也没法忍受。毕竟，心学派与实学派之间不仅是有利益上的分歧，还有道统上的竞争。

任高务实去搞？怎么可能！

申时行自己心里明白，高务实搞的很多事虽然初看都觉得“过激”，但是人家就是有本事每次都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很多原先认为会出乱子的地方，到了他手里就莫名其妙的老实下来了，纵然有个别不肯老实的，高务实也总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压制，将危机消弭于无形。

虽然申时行不肯承认这是实学派的施政走对了路，但他不得不承认高务实办事的能力的确卓尔不群，绝非凡类。这样一个人，连已经成了大麻烦的烂摊子都能轻易收拾，申时行又怎敢让他“自由发挥”？

万一他那新政又和以前的许多事一样办成了呢？这个后果心学派能够承受得起吗？

虽然申时行现在连“新郑新政”是什么都还不知道，但他知道高务实肯定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而自己却不敢这样孤注一掷地赌上整个心学派的将来。

事实上，越是身居高位之人，越不敢轻易孤注一掷，因为他要承担的责任绝非仅仅只是自己一个人的成败荣辱，他现在肩负着的是整个心学派的前途。

在他看来，高务实的根基在北方，北方在商业上原本是无法与南方竞争的，眼下之所以显得势均力敌，那还是由于京华的缘故。这种情况换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北方商业以京华为首。

申时行是典型的老派官僚，在财政问题上的思维只是老一套，他是不会“做加法”的，所以在他看来，大明的商业利益就是那么多，北方拿得多了，自然南方就拿得少。什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亦或者开辟新商路、打造新商圈这种想法，申时行显然不可能理解。

于是在他看来，高务实不管要搞什么样的新政，也不管他的口号如何喊，归根结底都是剥削南方商人，养肥北方商人。

一句话：断不可信，断不可行！

不过，袁宗道这番话还是在另一个方面提醒了申时行，那就是高务实不仅必推新政，而且一定会尽快推出。

袁宗道刚才的话本来没有提及这一点，这是申时行听他提到“新郑伯侄”的时候忽然想到的。

高务实现在已经是部堂之尊，按照历代的一贯传统，已经完全可以用“高新郑”来指代，然而此时天下人提起“高新郑”三字，肯定还是会先想起高拱，然后才会发现原来高务实也已经是“高新郑”了——当然为了区分，大概会称他为“小高新郑”。

伯侄二人都是“高新郑”，而高拱现在已经盖棺定论，极谥文正了，那么此时此刻天下人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高务实？自然是看他能不能继承高拱的遗志，为新郑高氏再续辉煌。

如果把“天下人”的范围缩小，只论实学派官员呢，他们会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高务实，亦或者说对他有着什么样的期许？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多年前实学派内部就已经把高务实看做是高拱当仁不让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了——大明朝文官的官职固然不能继承，但由于高务实的“学历”足够硬扎，未及弱冠便已身为“储相”(翰林)，实学派内部自然是等着看他完全“接棒”高拱的那一天。

但高拱的“棒”不止是首辅之位，更重要的还是他的改革精神，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和理想，高党才得以出现，实学派也才得以成为一股真实存在的政治力量。

作为“衣钵传人”，高务实本人对此一定是心知肚明的，所以申时行判断，在高务实成为主掌一方面政务的“部堂大人”之后，一定会——也一定要尽快展现他继承高拱遗志、强力甚至铁腕推行改革的一面。

这一次，他恐怕还会收起过去那种温文尔雅的风格，一改当年在各种事情上都能“四两拨千斤”的处事习惯，变得更加激进、更像高拱！

这就好比大行皇帝的遗诏中，总会说即将继位的太子“深肖朕躬”一般。

不仅仅是认可，还是授之以“正统性”。

高拱当然不是皇帝，而且还走得很突然，显然不会有什么遗嘱，那么作为继承整个实学派势力所需要的“正统性”，高务实除了他的血统之外，剩下的都要靠自己去获取。

这种获取最简单有效的手段，也无非就是另一种“深肖朕躬”——行事做派与高拱如出一辙。

只有这样，实学派内部才会把他当做“高拱第二”，原先与他有些生疏的实学派官员也才会不自觉地变得亲密起来，同时也对他更加尊重——这就是所谓的“余威”了。

以高拱昔年的威势，他的这种余威一旦加诸于高务实之身，甚至有可能对一些中立派官员都有影响。

高务实当初的脾气有些太好，除了永宁公主被骗婚的那次事件之外，过去除非事情直接惹到他头上，他没有任何一次主动找谁的麻烦，即便偶然涉及到他，他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显得异常宽厚。

高拱则不然，他的风格是：你直接得罪我固然要完蛋，但你哪怕只是拦了我的路……不好意思，也得完蛋。

“高胡子”这个绰号，可不只是因为高拱留着大胡子，更是因为“胡子”是土匪的别称，“高胡子”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身为宰辅，行事却有几分霸道的匪气。

他起复之后以阁臣兼任天官，仅仅是上任的头一年，平均每个月就要办理近三起贪腐大案，一年之内前后法办官员一百六十九人(史实)。

参考大明朝廷的官员人数就知道(明代属于“小政府”架构)，这意味着在他当政的约十年间(本书中)，大明官场上上下下，从中枢到地方，几乎全被他整治过。

当然，身为有明一朝顶级政治家，铁心肃贪的高拱虽然脾气强硬，但其手段也不止是简单粗暴。就在这一顿“野蛮严打”的期间，高拱也施展了三个“温柔”招数，各个不动声色，却叫举国贪官禁不住叫苦连天。

这三条办法分别是：全国官员建档案，举荐官员要担责，以及绝不放过追赃。建立官员档案一事此前有述，这里就不展开了，且举例说说后两条，看看高拱的“余威”从何而来。

在加剧的嘉靖中后期，官场上能跟卖官鬻爵比烂的风气，就是滥举之风。上级举荐下级，官员互相推举，基本成了常态。

当然，这不是白推举，每推荐一个官员，背后都是数不清的交易。哪个官职用谁，讲的都是利益，哪管什么为国为民？特别是曾经号称“反贪神器”的御史岗位，这些号称弹劾不法的御史们，考核推举官员，经常也像过家家——大批庸官懒官，就这么陆续登上了要害位置。

为什么会有这股歪风？以高拱《掌铨题稿》里的哀叹来说，关键还是犯罪成本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