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皇贵妃？”

申时行还只是七分诧异三分疑惑，王锡爵却忍不住反问了一声，然后哈哈笑道：“看不出张公竟有这般三寸不烂之舌，可以说动郑皇贵妃支持皇长子正位东宫？端的是了不得啊，失敬，失敬。”

毫无疑问，王锡爵自然不是真的“失敬”，因为他的语气依旧带着嘲讽，这番话也显然是在说反话。

张诚果然笑容一僵，稍稍沉下脸色：“王阁老，咱家是很有诚意地来说这件事。恕咱家直言，皇贵妃娘娘能不能将皇三子送入东宫，于她这辈子的荣华富贵有影响么？甚至就算皇三子本人，将来哪怕做不得太子，至少也是一国藩王，差也差不到哪去。”

“可是，二位阁老如今对高司徒乃至实学一派可有什么办法压制？咱家虽然读书不多，也知道这官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既然心学压不住实学，那必然就只有实学来压心学了……到时候，天底下这许多心学官员回头一看，说我心学何以落到这般田地，最后会把责任算到谁头上？”

张诚这番话说得还真是优哉游哉，毕竟这账怎么算也不可能算到他头上去。心学官员最后要骂也只会骂申时行少智、王锡爵无能，断然不会有他张秉笔什么责任。

此时申时行果然听得有些皱眉，而王锡爵却面色如常，淡淡地道：“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张诚还真没料到王锡爵会是这个反应，当下也有些木然。

说起来，张诚对于政治的理解还是太肤浅了一些，更加不明白不同的阁臣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有不同的考量。张诚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倒是高务实很早以前就审慎思考过，那些思考也是他如今为官风格的依据。

高务实曾经思考，自明中期以降，多次发生群臣与皇帝存在严重政见分歧的情形，如武宗南巡、大礼议、国本之争等。阁臣刘健、杨廷和、王家屏引导群臣犯颜直谏，他们的气节在当时即被很多士人推崇，后世评说亦不吝褒扬之辞。

而在注意到那些与君主激烈抗争的阁臣的同时，他也注意到与刘健同时代之李东阳，与杨廷和同时代之费宏、杨一清，与王家屏同时代之申时行、王锡爵等人。总体来看，这些人虽有谏诤之举，然态度较为和缓，主于调护。

当时高务实就仔细推敲过一番，李东阳诸人的行为取向在何种意义上与刘健，或者说与明代士大夫群体较为激烈的抗争行为相异，这其间有无原则性？明人又如何评价阁臣此类行为取向，阁臣又以何种理路对己、对人交代其行为的合理性？乃至于将此种行为取向置于明代政治经历的脉络中审察，有无政治角色层面的特殊含义？

早在他还是太子伴读的时候，他就觉得有必要弄清这些问题，因为这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李东阳诸人行为取向的内涵，还将对明代政治生态的复杂性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而这也是他自己“将来”生存在大明官场的依凭。

在有明一朝的君臣冲突中，如大礼议、国本之争，士大夫群体往往连番上疏，要求皇帝采纳建议，又以“乞休”、“伏阙”等各种方式向皇帝施加压力。与之相对，皇帝则多采取廷杖、贬黜等方式打压群臣的抗争，君臣冲突情状激烈。

正德元年八月，阁臣刘健、谢迁、李东阳疏谏武宗诛杀内侍马永等人，劝导武宗理政，武宗不听。吏部尚书韩文率群臣“伏阙”哭谏，武宗借故廷杖“伏阙”诸臣。刘健、谢迁乞休，武宗不留，又“以事革韩文职，而杖责请留健、迁者给事中吕翀、刘菃及南京给事中戴铣等六人，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

在这种情况下，李东阳虽亦疏言乞休，但武宗不允，遂留任为首辅。武宗去世后，世宗由外藩继位，世宗欲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改称孝宗为皇伯考，以阁臣杨廷和、毛纪、蒋冕等人为首的在朝大多数官员认为，此举变乱帝王统系，于礼不合，一再上疏反对，世宗不听。

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群臣“相率诣左顺门跪伏，或大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声彻于内……及午，上命录诸臣姓名，执为首者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御史余翱、郎中余宽、黄侍显、陶滋、相世芳、寺正毋德纯，凡八人下诏狱。

于是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庭。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及司务等官姑令待罪”。

“大礼议”局势焦灼，杨廷和、毛纪、蒋冕先后因争大礼去位，费宏继任为首辅。

而原历史上的万历中期，朝野诸臣连疏请求神宗早定“国本”，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在当时，“力请者鳞次，四海之所倾心也”。朱翊钧则强势打压群臣，“言官劝请豫教，盖被降罚，省闇几空”。

王锡爵也早在万历十九年疏谏朱翊钧，要求早立皇长子为太子。朱翊钧也是不听，王锡爵遂以省亲为名离京。

万历二十年，礼科给事中李献可疏言“国本”之事，朱翊钧降献可外任，时任内阁首辅的王家屏也十分硬气，封还御批以救言官，并以去位明志，朱翊钧不留。继而王锡爵被召还，继任为首辅。

由此刻见有明一朝君臣冲突的激烈情状，在当时，许多官员以终结仕途作为其坚持政治主张的代价。

刘健、谢迁言“乞休”，即被允退。仅嘉靖三年数月间，杨廷和、毛纪、蒋冕三任首辅先后因与世宗争“大礼”去位，吏部尚书乔宇、杨旦、礼部尚书汪俊亦致仕回籍。

万历朝几任阁臣，如王家屏等，皆因“国本”一事忤君，疏言求去，朱翊钧也不留。由此高务实看出来，士大夫群体积极抗争，的确给皇帝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在这个过程中，君臣关系亦不免趋向恶化。

杨廷和当年便曾说过：“比议大礼，则以鱼水之投，而为水炭之隔。”

君臣冲突初起时，阁臣身处中枢，位近于百官首领，他们难于置身事外，事实上，刘健、杨廷和等人引导了当时群臣对皇帝的抗争之举。

而出现因冲突导致君臣关系紧张的局面时，阁臣亦难于置身事外，他们势必要做出政治抉择，是持续性的以直抗君？还是委曲从君？

阁臣若取直道强谏，甚至一去以明志向，该种行为节义显见，也使皇帝感受到其对政治原则的持守。但如此决绝，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士大夫对自我价值的否定，此不仅系于个人官位名利之事，也意味着当事者在已然焦灼的局势中，失去了发挥持续性政治影响力的常规途径。

阁臣若缄默，直至委曲从君，这有助于当事者获得皇帝的信任，进而采取可能的手段来缓和紧张气氛。但如此为之，在强谏明志者前赴后继的政治氛围中，则不免要承受关于名节有亏的舆论指责，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焦虑。

总的来说，大规模的君臣冲突既是政治事件，同时也构成一种君臣关系紧张的政治处境。阁臣位势重要，他们无从回避地要有所表态。在大规模的抗争活动后，是持续性地以直抗君，还是委曲从君，两种行为取向皆有其合理性预设，又皆有局限，这构成了阁臣政治处境的两难抉择。

在这种政治处境中，阁臣如刘健，取“直”，如李东阳诸人，则从“曲”。

完全的取直，高务实觉得并不甚佳，尤其他是知道大明朝政治走向的人，假设“将来”他也取“直”而致仕罢官，那么这个大明也就几乎是被宣布“抢救无效”了。因此高务实虽然亲手打造了“南疆退路”，但他从心理上是不希望启用这条退路那一天的。

那么，阁臣取委曲之道立朝，其政治实践的特征又如何？诸如“和缓”之类的形容词，只是对一种行事风格的简单化描述，结合李东阳、费宏与王锡爵在首辅任内的政治实践，高务实当年总结出三点行为特征。

其一即为顺从皇帝主张。李东阳在正德元年随刘健、谢迁一道要求皇帝诛杀用事宦官，正德元年八月至正德七年间，李东阳担任内阁首辅，在任期间与刘瑾有往来应酬之事。查《明武宗实录》可知，在刘瑾被定罪前，再未见李东阳弹劾宦官用事的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