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村纯忠为确保其贸易利益，在天正8年(1580年)时，竟将领地长崎及附近的茂木地区捐献给耶酥会作为领地。这一举动有使长崎沦为印度的果阿那样殖民地的危险，但无人能劝他打消这种做法。

大友、大村和有马这三个大名甚至为表示对罗马教宗的虔敬，于天正10年(1582年)派出一个少年使节团(“天正遣欧使节”)赴罗马，目前尚未回国(原历史上去了八年)。

天主教的传播从九州扩展到其他地区，此时日本农民对佛教信仰已感到失望，天主教所谓“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教，使农民得到新的精神上的安慰。

传教士们也迎合日本风俗，穿起僧衣，在各地传教时还开设医院，举办慈善事业。至1582年前后，日本各地教徒已达15万人，教堂200多座。信徒中除农民外，还有少量的武士和商人。

欧洲传教士还在日本开办教会学校，传入先进的天文、地理、数学、航海术、造船术、西洋活字版印刷术等科技知识，以及西方的油画和音乐。日本则用活字版印刷出版了《天主教教义》、《日葡辞典》、日译本《伊索寓言》等书籍。

欧洲文化的传人，使日本出现了最初的欧洲外来语，例如en(葡语ao，面包)、botan(葡语tao，纽扣)、riyasu(西班牙语dias，针织品)等。

这一点同西方文化初传入中国时只停留在宫廷及官员、士人手中的情形不同，这种“南蛮文化”在日本民间得到一定程度的流传，为日本学习西欧文化奠定了基础。

这一点甚至引起了京华内务部的关注，有一名乔装为京华大坂所设商行二掌柜的谍报人员曾经上报过此事，提出：“海贸同盟切掐断南蛮贸易，并将葡人之角色取而代之，以维持同盟对日本贸易之绝对垄断。”

数月之后，一封落款处盖着竖长矩形“见心斋”三字印鉴的回函给了他批复：着详查核论以报。

一共只有七个字，却让此人振奋异常。因为，以京华内部的规矩而言，他这个身份上报的事情，通常回函都只是盖着“白玉楼畔”这四个字的印鉴——白玉楼畔，那是黑顶(内务部)的所在。

见心斋的主人是高务实，能盖“见心斋”印鉴的也只有高务实本人，所以这道回函是高务实的亲笔，其中的分量可想而知。

虽然高务实在回函中没有表示是否同意他的判断，但既然指示他“详查核论以报”，那就好比指挥作战时对探马说“再探再报”，意味着他对收到的消息十分重视，也足够审慎。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三国(卡斯蒂利亚、阿拉贡、葡萄牙)都是虔诚而坚决的天主教拥护国，葡萄牙人在日本的传教既然如此顺利，葡萄牙国内焉能容忍与日本断开直接联系？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京华的力量还只到马来半岛，并未涉足南洋群岛，那么即便马六甲丢失，葡萄牙人无非绕远一点，走巽他海峡而过就是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这一点此前在说洋流问题时其实已经说明了原因——该处洋流是从巽他群岛向正西方向往非洲中部而去的，葡萄牙人如果走巽他海峡相当于逆流而上。

而且从风向来说也绝大多数时候都是逆风，这两个不利因素对西洋软帆船来说可真是痛苦的煎熬，航行危险性也提高了很多，完全不符合商业航行原则。

对于葡萄牙人而言，最好的情况当然是保持马六甲及周边地区整体形式不变。如果不能的话，在军事力量不足以对京华说“不”的情况下，那也只好退而求其次，关键是要能确保马六甲海峡航线不会被随意切断。

也就是说，葡萄牙需要一份条约来保障自己的远东航路畅通，而这正是阿尔弗雷多此次前来定南的使命所在。

佩德罗船长已经证明了他是一位中国通，其坦诚和智慧都获得了阿尔弗雷多的肯定，因此阿尔弗雷多思考过后，将这些情况告知了佩德罗，并希望他诚恳表达自己的看法。

佩德罗对这个消息不算特别意外，虽然葡萄牙在阿拉伯海区域和印度常常以强硬的面貌示人，但鉴于葡萄牙本身是个人口稀少的小国，所以他们也不是一味强硬，至少相比于卡斯蒂利亚人而言，他们的手段要灵活得多。

在某些需要示弱的情况下——比如当年输掉对大明的小规模战争之后，他们甚至能伪装得十分可怜，摆出一副乞求对方怜悯的模样。

事实也证明了他们这一套办法对大明帝国这个“天朝上国”来说颇为有效，既然如此，佩德罗认为只要照旧行事就是了。

“示弱么……”阿尔弗雷多皱眉道：“为了王国的利益，我不介意说出一些违心的赞美之词，甚至低声下气地请求对方恩赐。但是佩德罗，你能肯定高孟男阁下能够代表京华公司与我们签订一份具有保障性的合约么？”

“特使先生，我不清楚高孟男阁下的签字是否一定有效，但我想，如果您仍不放心的话，可以要求——哦不，是请求——请求黄芷汀女爵阁下来签字。

据我了解，她曾经代表京华公司与暹罗国王摩诃·坦马罗阇陛下签订了一份《黄芷汀条约》，该条约实际上将京华公司置于暹罗国王之上，使京华公司成为暹罗的王上之王。

据此，我认为既然她有权签订如此重要的条约，其在京华公司内部，或者说在高务实阁下面前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这也就意味着，她同样有权签订一份被京华公司承认及切实遵守的马六甲通航条约。”

“您说的有道理……”阿尔弗雷多似乎并无多少欣喜，反而有些情绪低落，垂下头，小声道：“但这意味着我们或许要将至关重要的马六甲城拱手相让，并将航行顺利的希望寄托在京华公司能够遵守协议之上。老实说，我对此很不喜欢，也很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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