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一直认为，所谓“张居正改革”不仅用词过于狭隘，本应该归于“嘉隆万大改革”之中却仅仅提到一人，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治标不治本，根本没有深入，无非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整体上来看，明明从始而终都是想要为国家财政续命，却又根本不敢挤破脓包再上药，最终自然只能半途而废。

这场针对已然满身肿瘤的大明朝的手术，其失败根源不在于主治医师张居正之死，而在于这位主治医师一开始就决定只进行保守治疗，不进行手术切除肿瘤、不进行放疗化疗，而是给点消炎药、止痛药就算了事，撑不撑得下去全看体格、意志，以及老天爷。

但凡还有其他办法可想，拼运气就从来不是高务实的选择项，所以他选择提前摁死张居正，亲自操刀进行系统性治疗，也就是“深化改革”。

从军工体制到驿站系统，从一条鞭法到商税必缴，从开关通商到收拢财权……高务实一步一步坚定地走来，虽然成效卓然，但也逐渐艰难。

眼下摆在他面前的粮长制度，便是改革深化之后必然出现的一个拦路虎。实际上，粮长制虽然在朱元璋刚刚推出的时候就有很多问题，但其从人人趋之若鹜演变成如今的唯恐避之不及，本身也昭示着大明朝内部的问题愈发严重，几近于病入膏肓。

首先就是土地的不断兼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而权贵有办法避税，导致公粮越来越难收。大明养了一堆王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朱生小朱，朱越来越多。王爷们的土地有多少，前文已经多次举例，此处不再赘述。

与此同时，官僚、勋贵集团也仗着手中的势力不断地抢占土地，徐阶在老家松江的那档子事想必不用再次介绍。这些权贵享有各种政治特权，可以减免赋税，甚至不必纳税。

又或者有些大太监，因其权势滔天，地方官府不敢收他们家的税，但在高拱的考课法之下又不得不保证足额，于是官老爷们便把损失转嫁给当地寻常百姓。

这些事情被发现过一些，大多数得到了惩处，但高务实知道，发现的那些不过是冰山一角，没有发现的还有不知多少！而这些问题想要解决，根子上在于士绅优待，亦或者说是“功名特权”——而这，对于高务实这位六首状元而言，其实正是最不方便动刀的地方之一。

总之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富的人越来越富，穷的人越来越穷，可是富人大多不必纳税或者只需要纳很少的税，而穷人们又交不起税。

如此，税收开始下降，但开支却逐渐增多。尤其是嘉靖中后期以来，南倭北虏之下，朝廷的开支越来越大。局面如此，粮长的任务指标加重，但却越来越难以完成，不少人只好拿倒贴自己的家产来应付。于是如朱国桢所说“家有千金之产，当一年(粮长)即为乞丐矣；家有壮丁十余，当一年即为乞丐矣。”

做粮长会做得自己倾家荡产，那自然没人愿意做。

此外，粮长的特权也在逐渐缩小。粮长制刚刚开始施行时，统筹十里八乡粮食征收，虽然弊端很多，至少权力很大。后来朝廷就把粮长职权给拆分了，有“催办粮长”、“兑收粮长”和“长运粮长”，由原本的一人包揽，变成数人乃至数十人分工。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相对来说就不太好再伸手乱来。

成祖以后，粮长定期入京述职面圣的制度也逐渐废弛，做粮长见到皇帝被夸奖而授官的机会也没有了。

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发现做粮长不仅要赔钱，权力也小，原先乡里的土豪劣绅们自然不肯再做这赔本买卖，就互相把粮长这个差事推来推去，最终形成一些潜规则。比如粮长由几家大户轮流来当，这样粮长也就由原来的“永充”变成了“轮充”。

但即便如此，大户们也还是不高兴，于是后来又变成了全村人都要分摊的“朋充”，“朋充”之下的粮长，就连小户人家也要做——既然大伙都要倒霉，那看起来反而似乎就公平了。

可惜这种所谓的公平本身就是不公平，好比黄世仁找杨白劳收税，杨白劳显然不敢不给，给不起也只好把喜儿送了；但你如果反过来让杨白劳找黄世仁收税，他杨白劳能够收得到？

于是，收不到税粮或者金花银的粮长们就只能纷纷“告脱”，提桶跑路去了。

实际上由于实学改革的原因，当代的粮长们情况比嘉靖末年多少还是好了一些。然而，正如之前批评张居正改革浮于表面一样，实学改革作为一个由上至下的改革，到目前为止也还没能深入地方体系，尤其是没能深入社会基层。因此，在“皇权不下县”的大明朝来说，粮长问题依旧是广大农村存在严重问题的其中一个代表现象。

问题既然存在，高务实这个被看做是激进改革派的户部尚书当然不可能不闻不问。不过这件事爆发得过于突然，让高务实很难不怀疑其中有诈。

诈从何来，这需要反向推断，也是高务实一贯比较擅长的思路。比如粮长制，原先它导致很多粮长提桶跑路的一个大问题，是粮长往京师运粮的运输费需要粮长自己来出。

大明在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南方粮长们原本只需要把运到南京，之后居然要运到北京，这当真是亏到姥姥家去了。但是自一条鞭法广泛施行以来，田赋税粮可以折算成金花银上缴，粮长们除掉当地衙门留存的部分之外，剩余需要上缴中枢的那部分便可以直接带银子上京，也可以交由京华来“托运”，比起原本押送大量现粮真是方便了一百倍。

但是这件事并不是完全解决了，因为即便是南方地区，也不是所有省份都改成了一条鞭法，西南方面只有一个成都府是收银子的，其他地区依然全部是收粮食。

另外，京华的“托运”也不是如后世红朝的快递业那般全国铺开，很多地区其实没有的，或者即便有，覆盖面也不大。

打个比方，京华在江南大部分地区或许一个县就会设一个类似于菜鸟驿站的托运代办点，但在西南很多地区，哪怕一个府也未必有一个，经常是两三个甚至三四个府共用一个托运代办点。

这就是私人资本不如国营资本的地方所在，即便高务实也无法例外。同样的情况就好比后世红朝和米帝在网络覆盖率方面的区别，米帝虽然是所谓发达国家、全球一哥，但在乡下那些人口少的地区网络覆盖率远低于红朝。

有些人一说某些发达国家网络平均速度高于红朝就很兴奋，却闭口不言他们的网速之所以快，是因为这些私营的网络供应商只覆盖“重点地区”，而红朝即便某个村只有几户人家也得保证他们不断网。(电力等系统也是一样。)

所以这能比吗？谁才是更在乎人民利益的啊？

可是如今京华也是私营的，高务实也做不到无视亏损全国铺开粮税及金花银托运。如果一来，假如真的全面取消粮长制，将来的税粮及金花银运输一旦出现问题，他这个户部尚书一定难辞其咎。

倘若为了避免出现那样的乱子，高务实就只能不惜成本地把京华的托运业务无序铺开，这又势必给京华本身造成很大的财务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