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定五伦立邦询大策

刘惠恕

且说赵凤英、钱壮壮接到出使鲸山与劳康镇的要务后，不敢停留，各领五十骑于当日出发，当晚各自在鲸山衙门司与劳康镇衙门大厅中住了一晚，次日晌午前已平安护送杨展雄与劳康镇的孙、李二员外抵达大戏台。

当日下午，黄义明在大戏台城主大厅召开重要会议，商讨征伐逆伦邦事宜。与会者除鲸山衙门司的杨展雄、劳康镇的正副镇长孙员外、赵员外外，凡无出使任务的各军主将、副将均列席会议。

劳康镇长孙员外先道：黄元帅用兵如神，平恶狗寨、克鲸山如扫落叶，取大戏台兵不血刃，着实令人敬佩。只是元帅起兵之初，以“大清好古城”名义征讨逆伦邦理所当然，但今已领有好古城、劳康镇、鲸山衙门司、大戏台四地，且劳康镇也在起城。四地相加，几占江心坡千里之地半数，方约数万里。孟子曰：“地方百里可以为王。”而江心坡之地虽属大清，实为孤悬于南边之飞地，元帅仍以“大清好古城”名义征伐逆伦邦，似嫌地小而气弱。俗言道：理不直则气不壮。不如更以大清所属邦名征伐逆伦邦，则理直气壮。

对于孙员外此说，杨展雄、赵员外均称善。杨展雄又道：杨某不才，被黄元帅委以治理鲸山衙门司重任，而该司只是旧名，黄帅曾言及应复大明三堂会审制，新制何以立，经费何以出，亦请元帅一并计议。

赵员外道：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黄元帅以万人之军，征讨逆伦邦，仅江心坡一地，便有毒鼠关、正壶关、反壶关三关待下。万里转战，山河震动，若仍以旧明家家征粮或仿八大王强劫民粮，必搞得天怒人怨，有失民望。如何解决军粮问题，亦请元帅从长计议。

黄义明道：诸位所言均善，以义明所思，不如将好古城军现占之地，统一命名为“五伦邦”。何谓五伦？《三字经》有语：“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又谓：“五伦者，始夫妇，父子先，君臣后。次兄弟，及朋友。当顺叙，勿违背。”此皆浅显小儿皆知之理。卢桂生既以“逆伦”名邦，滥杀无辜，混乱城乡，天下共愤。我以“五伦”名邦，以浅显道理化民，必能得到百姓拥护。日后可以“大清五伦邦”立帜，上书岳武穆书“精忠报国”四字以号召百姓，不知诸位以为如何？众人皆道：此语甚善。

黄义明又道：数日前曾与杨将军议及大明“三堂会审”旧制，此制大略为：原起自秦统一后传下来的三司共审一案的法子，即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职，并称“三公”。其中丞相掌政务，太尉掌军务，御史大夫掌监察。凡有大案，须由三公共审，然后呈报皇帝批准。汉承秦制，监察机构改称御史台，长官为御史大夫。唐代监察机构秉此，形成三院机制。此外，御史参与司法审判，重大案件须由皇帝“诏下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同案之”，此制延续至明，皆称“三堂会审”。其中，明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与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为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凡“三法司”参与审判案子，称“三司会审”，但在习惯上多称“三堂会审”。三堂会审制度设立初衷，是为了防止冤错案件发生。而在明前，大理寺负责审理普通百姓案，御史台则审理百官与皇亲国戚案。为防审判官徇私，判案结果须交刑部复核，此为二审。刑部通过复核，若认为不可，则移案皇帝圣裁。同时，御史台尚有专吏监督案件在一审与二审中，有无违法。至明，大理寺职能与刑部职能对调，刑部管审判，大理寺管复核，都察院职能大致不变。一部门初审，一部门复核，另一个部门监督，此为当时处理大要案的司法流程。而须经三堂会审的案子，均大案要案，为了能让该案尽快审结，以减少一审、二审以及监察过程中的耗时，同时也为了能体现审案时兼听则明的原则，就有了三法司长官联席审判制度，即三堂会审开庭时，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和御史大夫（都御史）须同时出席，联合审理。虽然在处理普通案件时，三法司长官有权出具判决书，但是三法司长官聚集判案时，却无权出具最终判决书，案子最终要移报皇帝审判后方能出具最终判决书。而这类需经三堂会审的案子主要指三类：一类为大奸大佞案，如明太监刘瑾、魏忠贤案与奸臣严嵩案，都曾经三堂会审。二类为重大失责案，如明中，都察院左都御史马中锡在征讨刘六、刘七起兵时贻误战机，被参劾，经三堂会审；其三为谋反案。至于普通民事案件，按《大明令》规定，凡杖六十以下者，各县自断。凡杖八十以下者，各州自断。凡杖一百以下者，各府自断。只有处以徒刑、流放以上的案件，才需要上奏中央，经三堂会审。此外，县衙门外设有大鼓一，铜钟一，民有冤，许击鼓呜冤，知县官须即时开堂公审，且不得收取讼银。

杨展雄道：元帅所言甚善，只是五伦邦初立，估计所遇最多案子当为普通民事诉讼案件，愿闻“击鼓呜冤”制其详。

黄义明道：传击鼓呜冤制起自上古，《帝王纪》有云：“尧立敢谏之鼓。”一说汉高祖时，有民女苏小娥在京城遭皇侄调戏，被某好汉相救。皇侄手下随从以剑刺好汉被躲开，却误杀皇侄。随即皇侄手下随从反诬好汉杀皇侄，将其捕入狱中。苏小娥闻知，与其妹各持小鼓、小锣在金銮殿外敲打鸣冤。事报汉高祖，亲审为好汉雪冤，处死真凶，并下令：今后为方便民众鸣冤报屈，各级衙门必须在大门左右各置一大鼓一大钟，钟鼓一响官员必上堂审案，以显示德政。一说包公上任开封府尹，整顿吏治。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包公开正门，于府门前竖起登堂鼓，鼓响升堂，许民至前直陈曲直，吏不敢欺。自此之后，各级地方衙门口，均设喊冤鼓，充许百姓击鼓鸣冤。至于讼费，历朝未闻有收取者。但旧时衙门职员薪水不足，在审理案件时，向当事人索要“鞋袜钱”、“酒饭钱”、“车船钱”、“带堂费”、“纸笔费”、“踏勘费”、“结案费”等等，此类事是有的，但这只能说是当时的“陋规”，账却不能完全算在朝廷身上。至于颠倒讼案，诈取讼费，只能说发明者始自鲸山衙门司李青。而我五伦邦立制，当本天下至公之理，再不可向民众收取讼银了。

杨展雄道：元帅之意虽善，但衙门费用何来？黄义明道：可否先由好古城、劳康镇、大戏台每年各平摊三万两白银共九万两交杨将军鲸山衙门司统一分拨各城，由各城自立衙门。小案审后交杨将军复审，无疑则判决。如有争议，可请杨将军主持，请当事人衙门，他城衙门各派一人至杨将军处，三家复审，以现明时三堂会审之意。若有大案，再报我复审，不知各位以如何？

众人齐道：此法子甚全。孙员外复道：法子虽好，但各衙门文吏何来？吾等均武人，莫非逐案都得过目？黄义明道：此语甚是。自古以来，皆武人打天下，文人治天下。要使五伦邦永固，看来恢复历朝科举取仕法子不可免。此事容日后再议，但请各五伦邦元老先搭出各城衙门框架，委识文者先管起来再说。鲸山衙门司可更名为五伦邦司法总司，仍烦杨将军任司长总揽，不知大家认为可好？众人一齐称善。

赵员外又道：元帅欲征剿逆伦邦，必先筹养军费用，此实则以何法筹集军粮。军粮所出之法有二，一是向民间强征，二是用银两买得。取法前则必惹民怨，取法后则无怨。然银从何来？我为元帅计：现江心坡一两黄金约可兑十两白银，兑一百钱白银，兑一千文铜钱。一两银子约可购大米二石，一石米约二百斤，一两银子约可买四百斤大米。以一两白银作为一位士兵的全年口粮费计，外加军服，器械，马匹等费用，一位士兵的全年军费约折白银十两，也就是说：元帅现养军一万人，需月耗白银一万两，一年当耗白银十二万两。以好古城、劳康镇、大戏台三城的财力计，年各出三万两白银养鲸山衙门司则可，但若另加银三万两养军，则难承受。此十二万两白银养军费从何处征得，尚烦元帅拿主意。

黄义明道：赵员外此言十分重要，这十二万白银从何而来，待我思虑后再回复。不知附近有无德行高深的隐士居住，容我前往拜访问策。赵员外道：附近有红枫岭，岭上居有张万祺先生，为张煌言（1620—1664年9月）之子，亦为我青年时好友。明亡，由中原流落至此，素有救国济民之心，自称“山中丞相”，元帅如有暇，自可前往问策。

赵员外所述张煌言，字玄著，号苍水，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实为南明时期一个十分有名的人物。其为崇祯举人，后投弘光朝抗清，曾任南明兵部尚书。南京失守后，其拥鲁王朱以海在舟山坚持抗清二十年。其间曾四下长江，特别是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为了配合李定国在云贵地区与清军作战，其与郑成功配合，率舰队深入长江流域作战，连下安徽二十余城。因郑成功兵败南京不告而别，张煌言被迫从陆路率军突围。康熙三年（1664年）六月，鲁王朱以海死于金门，张煌言见复明无望，在南田悬嶴岛将军队解散，隐居于浙江象山附近的小岛。因叛兵出卖，七月十七日遇捕，九月七日，张煌言被清军杀害于杭州弼教坊。其临刑时，大义凛然，绝跪受戮，“坐而受刃”，举目望见吴山，叹息说：“大好江山，可惜沦于腥膻！”就义前，赋《绝命诗》一首，时年仅四十五岁。监斩官见其书僮杨冠玉年幼，有心为之开脱，杨冠玉却断然拒绝道：“张公为国，死于忠；我愿为张公，死于义。要杀便杀，不必多言。”言罢，跪于张煌言前引颈受刑。而张煌言在象山遇捕时，其子张万祺乘间脱逃，.辗转流落南边，隐居于红枫岭。

赵员外言毕，黄义明道：既然附近有张万祺先生可以问策，烦各位在大戏台先盘旋二日，我明日带上徒儿先上红枫岭一行，回来后再与各位商讨筹集军银之策。

红枫岭据大戏台城北约五十里，次日黎明，黄义明带上身边的七位徒弟骑马前往红枫岭，一行中所缺是第八军主将郑秋菊，因为其护送张子贤住密云山请方知命同赴好古城，尚未及回归。

时近响午，黄义明一行来至红枫岭前，但见满山火红，长满了红枫。黄义明道了一声好气象，不由想唐杜牧的咏枫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