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将奎宁先收拾起来，全身收拾一下，他今天还有重要之事，那就是和众位华商会谈巴城经营之事。

他并没有将今日之事看做简单之事，虽说他用武力抢夺了巴城，某种程度就是他的巴城，可是他也做不到为所欲为。

以前荷兰人在此，巴城的建设与经营都需要华商的大力配合与支持。

今日换作他来掌控巴城，巴城的建设与经营同样也需要华商的支持。

既然是他和华商共同经营这巴城，势必有相互配合，肯定也会有相互争夺。

以前荷兰人靠武力占据巴城，一般华商难生觊觎之心。

可是他作为一个华商，其他华商生觊觎之心，恐怕就比较容易。

华人之心中，彼此相互服气，其实是很难的，见到他人之威势，油然生出：“彼可取而代之也”者雄心者多不胜数。

再加上李丹本身来南洋时日尚短，本地没有什么根基，自己又很年轻，更是会让有些人蠢蠢欲动。

简单来说，就是那些华商将来一定会跟自己来争巴城的主导权。虽然李丹拿下巴城，可是李丹自己本身也没打算长留于此，这里华商多达千家以上，若是李丹不在，他们生出觊觎之心也是自然之事。

试想一下，控制巴城本身会带来多大的利益？

那些野心勃勃的商家岂不会动心？

所以说，对于李丹而言，他对于巴城就有些矛盾。一方面，他并没有长留巴城或者南洋的打算；另一方面他又想将巴城建设成为自己在南洋一个长久的基地，希望在地的华商至少能够按照他规划的路线来做——其实他不在乎被华商夺取，他担心的是华商夺取之后，最后还是会西洋人控制。

在这南洋之地，就是中土文明与西洋文明的冲突的激烈地带。

中土文明的习惯还是骨子里那种以德服人式的自我克制，而西洋人一旦有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掠取。

最后的结果，简直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李丹决不能让巴城落到华商手里，哪怕是他不在巴城，他也要巴城对于洋人采取永远的戒备状态。

思来想去，李丹确定了两大原则：

第一，他在巴城期间，要尽快建设巴城，完备巴城，将更多的华商团结在他的旗帜之下。

第二，挑选一批头脑灵活的的年轻人，按照李丹的意愿影响他们的思维，让他们成为自己意愿做事，从而长久来改变巴城。

李丹在忙碌的准备，从草铺到总督府的大路上，一个个衣着华丽的华商坐在马车之上也急急朝原总督府赶来。

先是突袭总督府，紧接着没过几天，李丹就一举占领巴城，震惊了所有华商。

甚至有人说，如果不是李丹打这一下，以后这巴城，甚至整个爪哇岛早晚会被荷兰人抢去。

现在呢，这个巴城却成为了华人之城。

李丹的行动给大家带来的震撼简直用言语难以形容，对于大多数华商来讲，感觉今天的天都不一样了，路上彼此谈话的声音都大了许多。

但是这些人中，也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

跟苏鸣岗同行的华商中，杨官就开口言道：

“诸位，巴城的华商，九成以上都是我闽南商人。李丹作为一个晋商，说到底跟我们这些闽南商人不是一路的。

依我看，其实他跟晋商也是不同的。晋商作为大明头等商帮，一直执大明商业之牛耳，一向是吾等敬仰之楷模，张口闭口都是讲究一个“以义制利”，凡事讲究义字当先。

李丹之所作所为，现在看来，跟义字当先的晋商相差甚远吧？

他从小长在塞外，跟西夷之人长在一起，是不是沾染了西夷之人的习气呢？”

大明之官方，称后金之地为东虏，称蒙古之地为西夷，骨子里将这些地方视作野蛮之地，而自己则是高高在上的文明之人。

杨官这话，简直是说，李丹是野蛮之人，指责的意味不可谓不重。

听到这话之人，心中一惊，可是却没什么人应和。

不过有心之人，也难免不会多想，这个杨官平日里不声不哈，今日却一反常态，恐怕不简单啊。

大多华商并未见过李丹，对于李丹都是那种对于强人的态度，敬畏大于亲切，虽说李丹拿下巴城，他们也算是与有荣焉，可是真说要来见李丹，心中也不免七上八下。

车马奔腾，一路东行，很快就到了总督府前的广场上。

并不是所有华商都被邀请，能被邀请的也就100人上下，都算是在巴城有头有脸，在某一行业内彼此说的过去之人。

即使头面人物，此刻被人带领着进了总督府一楼的会议室大厅。

李丹并没有像人想的那样最后才出场，他是一早就坐在大厅前方正中，手里拿着鹅毛笔，在宣纸上写着今日他准备的会议要点。

总是要有个章程，他提早来这里，也是希望尽快跟大家熟识。

大多数华商并不认识李丹，他们走进大厅的时候不免窃窃私语起来。

有人低声言道：“那个李公子就是坐在前面大桌子那里写什么的那位。”

“哦？他就是带人打下巴城的李公子？”

“他这么早就来了吗？”

“他从小长在塞外，习性跟我们不同，恐怕那蒙古人就是这样……他并不会最后才到。”

“你看他写字没有，他没有用毛笔，而是用洋人的那种鹅毛笔，真是跟我们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