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里有一则《姑恶鸟的故事：说在遥远的古代有一个儿媳妇受到婆母百般虐待，痛苦至极，她低下头，弯下腰，作牛作马、千忍万忍，直到最后忍可忍，也只好自尽死了。死后阴魂不散，凄凄惶惶四下飞，悲悲切切满处叫，“姑恶姑恶！姑恶姑恶！”

尽管这种鸟在叫，尽管自己曾经做过多年儿媳妇，受过恶婆的诸般虐待，但在我们小巷仍有一个从媳妇变成婆婆的人，又继续充当起恶婆的角色，不顾冤鸟的控诉，忘掉自身受的苦楚，在一步步制造着新《姑恶鸟的故事。

小巷北边一排房屋东头的第一家，早先房主姓金，人们呼之为金大爷，称他妻子为金大婶。

一家宰牛为生，一子一女，子习父艺，也干屠业。

一九三七年，日本鬼子对沛市狂轰滥炸：弹坑，弹片，硝烟，火海，尸体、尸体、尸体、废墟、废墟、废墟……

抗战胜利回来，金大爷原先在这里的家，已成为前巷的朱九晒鸡毛、鸭毛、鹅毛的空场地了。

花了大力气，重盖了一排四间草屋，儿子和媳妇住东边两间，老俩口带女儿住西边两间。

金大婶不喜欢儿媳妇。——儿子金安树在日本鬼子侵华出城跑反时，已经二十七岁，还是一个寡汉条。一是干的行当不好，手抓“寻喉刀”，浑身溅牛血，老远就冒着腥膻气；二是长相欠佳，汗毛很重的大脸盘上满是酒刺疙瘩，如同义地岗上草丛里的乱坟包，脸盘中央的那只颇为肉浑的酒槽鼻子，则像乱坟包上一座红土泥的小山丘，骄傲地高踞着。五官中唯一叫人看了不太难受的是嘴，因为那发乌的厚唇儿、发黑的牙齿，和那一蓬络腮胡子搭配得倒也协调。

跑反到了西乡大烛山，遇上一个在炮火中和家里亲人失散的姓张的妇女，没费事，没花钱，两人当面锣对面鼓，三言五语说定，他便带上她，她便跟着他，成了夫妻。

强寇压境，兵荒马乱的年代，死神挟着炸弹、枪炮、奸掳焚杀、瘟疫疾病，在各个人的眉尖上转，今日不知明日事，寡男孤女能在路头结上个伴，过上一两个时辰心里觉得踏实的日子，也算是幸福。其它便不作什么选择了。

金大婶对此却大不为然。她认为那妇女比儿子大三岁，这倒可以撂到一边不问，“女大一，穷尿滴；女大两，黄金涨；女大三，抱金砖”嘛。可两人这么不清不白扯到一起，没说媒，没合八字，没下礼，没动花轿，没拜天地。。。。。。在那个时候，那是只有草狗(母狗)发情，见了伢狗(公狗)才这么没命撵。人像这样，准没好货，不是婊子，也是给八个男人睡过的下三滥！

儿媳妇随后怀了两胎，都流产了，还得了“产后风”，吃了好多药医治。金大婶更是气得直咬牙，认定了儿子金安树是找了个丧门星、不祥女、八败精。

她不喜欢这张丫头(婆婆对儿媳的通常称呼)，也就极不愿意儿子和那婊子(她口中这媳妇的代名词)接近。

——见到儿子和媳妇在一块儿，站哪里交待件事儿，坐哪里说上句话儿，她便把脸孔拉得一尺多长，或是找个借口把儿子支开，或是事生事给媳妇安排活计：

“水缸里生小红虫了，没长眼?还不赶快倒掉重挑！”

“麻线呢?两斤麻打了有半个多月了吧，可要我催八遍！”

——见到儿子和媳妇一起走过她身边，慢说并肩同步，即使是一前一后，她也要鼓着嘴咕哝上两句：

“臭×框还当个宝，没出息的闻骚料！”

“不要脸的×，大白天巴不得也要男人趴身上！”

媳妇整天忙不停，可随便干什么，干得再好，她也能挑出刺儿。扫过的地，她要夺过扫帚重扫：“连扫地也不会，你这是在画大花脸嘛！”淘过的米，她又要拿去重淘：“瞧，这沙，这稗子，瞎啦！”

吃饭时媳妇不坐桌上，她大声吆喝“唷，谁欺负你了?谁得罪你了?还要我去请吗?”媳妇坐桌上，她又自己转脸朝外，说“没宾没主，没上没下，没规没矩。”

媳妇吃饭吃得快，她说“狼吞虎咽，穷脸饿相。”媳妇吃得慢了，她又扁起嘴唇，敲着碗沿：“我们家可不是沈万三那大户，养不起文皱皱的千金小姐！”

在经济上，婆婆当家，公公和丈夫的收入全由婆婆掌握，媳妇手里从来不见一文钱。连每年做年鞋的每人几寸鞋面布，也归婆婆统一购买。

跑反回来，盖好房子的第二年，金大婶上街扯了五双鞋面布，分出两双给媳妇，是儿子和媳妇的，鞋由媳妇做。

两天后的上午，金大婶忽然说她留下的那三双准备给金大爷、女儿和自己做鞋的鞋面布不见了。于是屋前屋后，跳出跳进，大骂特骂。样子像是骂那个黑良心的贼，实际已经是挑明挑白的了：

“外贼易备，家贼难防，老娘放东西那所在，外贼不会晓得。只有家贼，人熟路熟……”径直指斥媳妇即是这三双鞋面布的盗窃者。

骂得太重了，太狠了，张丫头到院门口解释了一句。糟糕，火上加油！

“我失盗了还不准我骂吗?我没提名吊姓，谁认谁心里有鬼，谁认谁做贼心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