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美艳的第一个手机是她姐夫方红砚不用的。

2003年在她们小县城，手机可不像现在这么普及，那个时候能有一部手机就很了不得了，余美艳记得，那个时候她姐余美丽都没有手机。

余美艳记得当时之所以用她姐夫的旧手机，是因为2003年，一种叫非典的传染性疾病由中国的南方席卷了全国乃至全球，2003年5月北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余美艳所在的城市村落也全面封村戒严。

学生都放假回家了，郑学文却没让老师放假，他之前就想把学校内部装修一下，现在机会这不就来了。

既不耽误学生上课，又可以有老师免费当苦力，一举两得，一箭双雕，所以说资本家果然是资本家。

那个时候她还没有手机，学校办公室的电话只能打内线，和家里联系很不方便。

余美艳在学校呆了一个多月，不知道是累着了还是什么原因，嘴角溃疡，疼得吃不了东西，嘴巴上还长了个特别大的疙瘩，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

郑学文可能是看她实在难受，终于大发善心，不仅允了她回家，而且还让他的司机开车送她回去。

余美艳记得那会儿非典还没完全过去，她回去时村口堵着一棵倒着的大树，旁边还有人值班。

幸好当时值班的人认识她，这才把她放进去了，司机和车因为是外人，不让进，余美艳只好让司机直接回去，她自己从村口走回了家。

结果她回去还没待两天，郑学文一个电话打了过来，说让司机骑着摩托车去接她，余美艳很语，问为什么。

原来有一批毕业生要送到北京合作公司，郑学文不知道怎么想的，非要让余美艳带着他们去。

余美艳只好被司机又接回去了，因为要去北京，为了联系方便，她姐夫方红砚把一个不用的破手机给了她。

之所以说破，是因为当时手机摔过，后盖不严实了，怕电池掉出来，缠着胶布，不管怎么样，这毕竟是余美艳的第一个手机，对此她还是很珍惜的。

余美艳带着这部手机和十几个学生一起坐大巴车去了北京，这不是她第一次去北京，但却是她第一次以领队的身份去。

由于和大巴车司机经常合作，司机对路线很熟，余美艳就负责到了北京后和那边公司交接。

把学生交到他们手里后，余美艳当天下午就随司机一同回来了，回到学校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第一次出门办事，事情办得还算顺利，余美艳不由松了口气，和郑学文说了说具体的情况后就高高兴兴地睡觉去了。

她以为这次去办事是因为当时放假，学校缺老师，郑学文才心血来潮让她去的，以后就不用她去了。

她不知道的是这其实是郑学文处心积虑的开始，后来不仅让她去送学生，还让她带着学生去北京公司培训。

从北京回来后非典已经接近尾声了，学校的装修也结束了，不仅教学楼，连她们的宿舍兼办公室也焕然一新，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学生终于返校了，余美艳见到他们很激动，他们见到余老师可就没那么兴奋了，因为PET-2的考试也快要到了，在家待了两个月没学习，这次的考试还会像上次一样一鸣惊人吗。

在姚经年的统筹规划，余美艳的疯狂压榨，学生们的叫苦不迭下，考试的时间终于到了。

就在考完试等结果的时候，余美艳的手机有一天突然找不到了，余美艳只好报给了郑学文，希望郑学文能查查监控看看是不是被谁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