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春雨如酥，又说春雨如油；我于是搜肠刮肚，似乎轮到我已经没啥好词儿了，他们好像总是抢先一步，留下现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个烂摊子给了我们。我想了想，那就用春雨如酥油吧；想想又觉得不妥，我是中原人，不懂得藏族同胞的酥油的做法，用酥油是不是妥当？再一想，即使是妥贴了，还是有问题，我也不是地道的”中”原人，还是靠东边一点儿的。哎，原来纠结就是人生啊，无处不纠结，无时不纠结，无事不纠结。就这么纠结着，一晃，我就到了四十岁的门槛。

我的纠结是有历史的。印像最深的一件事是，1993年的中考，我在家乡考了个全区第2名，全市第6名。到今天我仍然认为，那样的分数显然没有发挥出我的真实水平；我于是很埋怨我的母亲，我在考试前的两天在家猛听郑智化的《水手》，在院子里猛吼着”抬头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时，被我母亲凶神恶煞地打断了。她认为马上就要考虑了，还不赶紧复习。而我认为，但凡武功高手，每逢大战，必先闭关修炼，这两天就是我无为和闭关的时间，只不过我不用辟谷。

你看，事实证明我是对的，我只得了个第二名。而且又一次输给了那个孔维华，这次比他少7分；小升初时，我比他少4分。这让我又一次感叹，人生里真有冤家路窄这一说，有的对手强大到你无法征服。即便如此，在旁人看来，我这样的成绩还是有些傲人之处的，就像昨夜下雨的滴答声，虽然没有淋到屋内，但足以告诉浅睡之人，天儿真的是下雨了。是的，我的青春季节里，也下雨了，好像每个人的青春都是湿漉漉的，中考的这场雨是我人生里的第一场吧，这个气侯发霉了二十多年，一直沤到现在，也没出落个光彩鲜亮的我来。

在我们当时的年代里，这样的成绩就可以端上铁饭碗了，于是家人的脸上很有光，我因为大家觉着光彩，也被沉浸得像五月的晴天，奔放而热烈；全然忘记了考试成绩没出来之前的忐忑不安，夜不能寐。这样，我把所有的痛苦都留在了过去，以为痛苦的大门从此已经在身后溘然合上，永远不会再遭迎头痛击。于是，家里张罗着喝喜酒的事情，我直到现在也弄不明白，在老家的院子里，为什么能摆上二三十桌的酒席，而在上海的我，连结婚才凑了五六桌稀稀拉拉的客人，现在的人都上哪儿去了呢？人生有太多搞不懂的地方，即便是到了不惑的年纪，仍然有那么多的疑惑。这是相当打击我的自尊心的一件事情，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阶段里，我认为比起父辈来说，我的交际圈差了几个量级，这便是”一代不如一代”的一个佐证。

这样的成绩是能够公费到张治中先生创办的黄麓师范读书的，这是一个我的父辈认为千载难逢的跳农门的好机遇，改变了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当然，这明显是家里可以浓墨重彩地渲染一笔的丰功伟绩了。可是，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不当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就要当脸朝电脑背朝家的城市小民，这几乎是我们的宿命，大部分人如岁月中的过河之鲫，概莫能外，而且这个大部分人还是当时的读书娃中有些小成绩之辈。父母想象着我以后能在学校当个教书育人的先生，离家也近，这种幸福就像秃子头上的苍蝇一样明摆着，还像午后的太阳一样明摆着地光辉、灿烂。

跳出农门，是1970年代出生的我的第一个堪称伟大的人生目标。也是我十几年来最大的夙愿，我曾在放牛的岱山山凹里，趁着牛在半山腰吃草的时候，跪在一块平顺如洗的草地上许过一个愿，请上苍保佑我能考上，这是一个家庭的渴望，是母亲的渴望。而我是这个渴望的载体和实现者，在我自己没有独立意志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很强劲的、来自原始的生命深处的动力机制，这个机制的源头就是我的母亲。后来，我也知道，正是这种动力机制撬动了地球，当希特勒、墨索里尼，还有那个一水之隔的国家的民众如何能倾朝野之力，而以小搏大的。这是一场赌博，那么我的赌博是从家乡的那片山凹开始的。不同的是，我用来赌博的牌局是那片山野。家乡的山是美丽、雄伟和宽厚的，他没有声音，然而，在我心里，风像是来自于他的胸怀，轻抚着我骚动的心不，有些文化之后，我知道，那叫驿动的心；尽管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二者的区别；我也不屑于知道，就像我不屑于知道我放的水牛和黄牛在吃草方式上的不同，然而这并不影响我放牛。

对，不管是骚动还是驿动，我分明感觉到我的血脉贲张，浑身孔武有力，我可以一口气从我所在的这个山凹跑到半山腰，以此来证明我是能达到目标的。撒着脚丫子跑过去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就是风的儿子，因为她总在我耳边说话，像足了我的母亲。只是我没办法嫌她罗嗦，一是因为脚下在狂奔，没时间说；二是即使我说了，她还照旧呢喃，于是，我投降了。想要一个十来岁的小子投降是只有风才能做得到的事情，我想明白这个道理也是在四十岁的某个水足饭饱之后的顿悟，借以证明我这顿饭没有白吃。在这中间的三十年里，我都是在和风作斗争，包括我的父母。

那个时候，我的家里有五亩八分田，其中最大的一块田是二亩五分，即使现在想起这块田，我仍然心有余悸，不，不是余悸，是满满地像是一张大渔网地，悸。这张网，网住了我的整个童年。对那块田的敬畏和害怕，则分明、实在、坚硬地贯穿了我的童年的蓝天和日月星辰。在我的记忆里，那不是田，是一片汪洋的海，而我没有船，连桨都没有，只有双手。家乡在那个年代是种双季稻的，而收割早稻，按照时节抢种晚稻的季节，正是一年中最酷热的时候。”六九心里不热也是热，三九心里不冷也是冷”，多年以后，母亲闲聊中说起这句话时，我终于能分明地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处其实在于，把如此严酷的事情用两句像白开水一样的语言就概括了，这白开水即便是喝了下去，还是没能解你的心头之渴，可你，却实实在在地是喝了下去。在当时，我可是要每一秒、每一分、每一个小时、再到每个半天、每个一天，以至于一直到下半夜在汗水中睡去时还能感受到透肤之热的。在割稻子的时候，田里是有水的，加上褐色的稀泥，一脚踩下去，水淹至孩子的膝盖头上戴着一顶草帽，将阳光拦在头皮之上约一寸的距离，然而烈日裹挟着炙气还是会迎面整个地吞没你。想来，这与街头地摊炉里的烤红薯的工艺是极其雷同而且不属虚构的。所不同的，只是烤炉的大小和颜色不同罢了，就产品来说，烤熟的红薯外表面是棕色的，里面是黄色的，而我则是黑里透红的。在这样的烈日下，我右手拿着镰刀，左手或一棵一次，或两到三棵一次地拢住水稻的秸秆，右手在水面稍上的地方横向一刀捞过来，在一声低沉的响声之后，左手抓住割下的几棵稻子，放到旁边，再继续向前，一刀刀地割，发出的声音像足了饥饿的绵羊在寒冬啃草皮的声音，充满韵律，然而总还是因为饥饿而不辍；我显然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眼前的稻田是一望无际而感到绝望，这一声声的割稻声的韵律里，充满着无赖、仓皇、紧张以至于怨恨。这也让我理解了古罗马的斗兽场里的动物，明知无望却仍然争斗，似乎能一跃而跳出斗兽场周围那高高的围墙。相似的是，我面对的是二亩五分田的方方正的田埂。这是一种漫长的行进，我一行行地向前进，一般每行五到十棵水稻。身处那一片黄色的稻田，我像是一只正在湖面捕食的野鸭，拱着背，头探下去，寻找着猎物，在憋不住时探出头来，换口气。那一片金黄并没有给我的童年带来快乐，绝对是忧虑大于喜悦。我从这件事终于知道，世界观和人生观不但因人而异，还因事而异，因时而异。那些新闻里播出的丰收的喜悦在孩子看来，简直就是胡扯淡。我的弟弟当时还小，他给这样沉默的收割带来了一项新的发明，就是每行割一、两棵，前进方向随心所欲，就一直往田的对岸钻过去，远远看去一路割过去的痕迹，如同一条条水蛇，在黄色的水面上随意游动。

然而，那金黄的一片似乎也并不总是缘自上天的宠爱。由于父亲经常外出，在抗旱时，我的母亲要从虎视眈眈的同村男性村民设计的水路中分得一个极细的支流，去灌到自家田地里。这个过程，像极了一个刚嫁到大家族的新媳妇才到婆家的那几天里，眼光总是怯怯的，走路说话都是小心翼翼的，即便关上房门的刹那，都要非常注意门合上的节奏，和是否会发出声响，从而惊动了婆婆。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过程涉及到公共关系学、交际学、人机工程学、机械设计，电气原理，液压流体学等等非常复杂高深的学科，到现在我们姐弟三人都没从母亲那里继承到这些文治武功，估计就要成为我们家的绝学了。当然，这些沟通也并不总是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我的母亲就曾和不止一位同村人恶语相向，慷慨激昂，只为那灌溉的水能流经我们的这块田里，或者不能把出口的放水位置线用铁锹挖得低于田里的地面，否则田里的水就会被放得一滴不剩。这是最基本的收支平衡表，我后来对书本里学到的基础会计学中提到的三大财务报表时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左右而言他，因为我分明是有底气的，我六岁时就学过这些被现代管理学奉为神明的东西。是啊，既已懂种田放水，何需再学会计？当然，如同当时的农民靠种田致不了富，我显然因为过早地学会了这些财务管理基本原理而没有发达起来。我为此考虑再三，多方论证，结论是这属于智力过早开发而带来的后遗症，对了，这是后话，不提也罢。

当母亲在觉得抗旱无望，而抢水不到时，她就对我发狠，”二宝，你一定要好好念书，离开这个地方”，“不要再吃农业上的饭”，“那些坐办公室的，多好，风里不来，雨里不去”。所以，我当然认为世界上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行业，都是从对割稻的逃避中产生的。本来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社会分工，都是一次次的逃避、挤压后产生了所谓工农商学兵。想着自己明白了那么多道理，我有点窃窃自喜，很以为自己是个人物，起码是有点儿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威震一方或名噪一时是迟早的事情，简直像春播秋种一样自然。至于这个岱山凹，或者整个海如乡，显然是不费吹灰之力地不在话下。这样想着，我的存在感，不，自豪感就像春天的柳叶一样，轻快而撩人。。

是的，这种自豪感的一个产物，就是我拿到了中专的录取通知书。我之所以这么说，当然是有原因的。当我的考试分数下来之后，有一件事情就像田里金黄的稻子一样，是坚硬而实在的，就是我即将扔掉祖祖辈端着的泥饭碗，变成”国家”的人了，这是一件现在想起来仍然不免心潮澎湃的事情。当然，我回头看去，很多所谓的希望或目标，在实现之后，都像气球飞到了高空，或者肥皂泡划过湖面，难免唏嘘的结局。生活就像一台性能不怎么良好的机器，永远会制造很多的问题，你要么在解决问题，要么在解决问题的路上，可是早就找不到操作说明书，或者维修作业指导书。

关于这个“跳农门”的目标，生活和我们这代人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我们这代人挤得头肿（我得改一下这个词，因为头确实没破）血涌（如前，血是没流出来），终于把户口用一纸调令迁到了城里。由于靠读书肯定买不起房子，我们只能变成城市里面的集体户口，这本身没什么。可是，最近几年，我们有一部分在城里上班的人，开始想把户口迁回到农村去，还为此托关系，就像当初想办法迁出来一样。因为有了农村户口，就有宅基地，这当然是明摆着的实惠。我把这个过程像家里养的水牛反刍一样思考了几百个日日夜夜，结论是，人啊，还是顺其自然的好。你可能发现自己活了一辈子，吃过香的，喝过辣的；上过天，下过海，到老了，发现自己还是想回到自己老家那个原点去，等于是你绕了个大弯子，或者你的人生轨迹根本就是像在地上用圆规规规矩矩地画了个圆圈，你老老实实地，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