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保后承大将军甄邯则直言不讳地说道：“醉话？酒后吐真言呢！摄皇帝这些年劳苦功高，他要不是打心眼里佩服拥护，怎会可能会说这样的话？”

羲和红休侯刘歆见两位先争执开了，觉得自己也很有必要表明态度，于是说道：“按理说我是刘氏宗亲，不该说大逆不道的话，但治国单凭血脉不行，得靠德行能耐。大汉传到如今都二百多年了，江河日下，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不是臣僚们不尽心，为什么呢？气数已尽！天下乃众人的天下，而非一家的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丧之，这是规律。所以说，居摄也罢，皇帝也罢，只要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老百姓好，姓什么都无所谓，没什么谁不可以做的。”

听刘歆这么一说，王舜和甄邯便不再争辩，齐声赞叹道：“红休侯精辟！不愧是学问大家！我们也曾私下探讨过，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为何能顺顺当当荣登至尊？无非两条，一是顺乎民心，二是顺乎天意。如今摄皇帝下得民心，上应天意，中间有我们众人保驾，这不是万事俱备吗？”

王莽深知从居摄到皇帝，尽管只有一步之遥，但功成名就和身败名裂往往也就在一线之间。尤其是最近几年起兵谋反不见没有，更让王莽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因此王莽还只是想做好当代周公，尽最大努力把江山社稷治理好，然后等孺子长大成人之后拱手交还，百年之后若能在凌烟阁标上大忠臣王莽的姓名，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于是王莽摇摇头道：“这事说笑可以，当不得真。民心虽说归顺，但总有小人作祟，难免会有反复。再说那天意，单凭一块丹书白石说明不了什么，何况那道符命上面明明白白写的是‘安汉公为皇帝’，‘为’即代理。‘安汉’更是令予安定汉室，予怎么能违抗天意，代汉自立呢？”

当真皇帝这事就此打住了。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年九月王莽的母亲王老夫人功显君去世了，又一个问题出现了：摄皇帝的丧服应该怎么穿？

如果按照惯例孝道，王莽当尽人子孝道，为生母穿上五服中最重的丧服“斩衰”，斩衰服丧期最长，三年。在三年之中不仅要谢绝应酬事务，还要解除所有官职，专门在家尽孝道守丧，居家期间既不可剃头刮脸，也不可以行房事，还不可参加任何朝廷的礼乐活动。

如果王莽不按此照办，那就意味着王莽“意不在哀”，成了沽权贪位的不肖之人。这对王莽和身边一众大臣，是一个不小的麻烦。

大臣们一致认为，摄皇帝既然已经登上刘家的皇位，从理论上讲也算是继承了大汉的香火，就算要服“斩衰”也该是为孝元皇帝或太皇太后王政君而服。功显君虽是摄皇帝王莽的生母，但君臣之纲大于母子之纲，所以摄皇帝是不用为其母服“斩衰”的。

倒底该怎么办才好呢？差点难坏了饱学之士少阿、羲和刘歆。刘歆心想：早点听我的，当了真皇帝，功显君不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后了嘛，哪里还会有现在这么多麻烦？

没办法，刘歆找了几十位专攻礼仪的博士、儒生，把藏书翻了个底朝天，终于整理出著名的《功显君丧服议》。在这篇文章中，刘歆引经据典对儒家宗法礼制做了独创性的阐述，将摄皇帝纳入秦汉大室的宗法体系之内，使王莽“丧母夺情”合乎忠孝伦理，不用为其生母服丧三年有了充足的理论依据。他的说法是国家需要新君，太皇太后需要侄子，国不可一日无主，摄皇帝的作用不可替代，否则汉室将像大厦失去擎天柱，并特别指出了摄皇帝独承汉家母统，王莽是以姑为母的宗法孝道。

这件事终于圆满得到了解决。这篇《功显君丧服议》不仅为王莽解了燃眉之急，更成了他代汉自立的理论依据。另外这些年来王莽所做的一系列安抚封赏之类的努力也已渐渐初见成效，天下太平，民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