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驾崩的皇帝并不止金宣宗一人。

南宋的皇帝宋宁宗赵扩也在这一年驾崩了。

历史上的宋宁宗是一个耳根子很软，性格同样很软的一个皇帝，为人品性倒是不坏，在位期间，南宋的人口经济均有较大发展，但是因为软弱，所以统治期间朝堂上出了两个大权臣，前期是主张开禧北伐的韩侂胄，后期是主张和议的史弥远。

特别是史弥远，不但在宋宁宗在位期间是个权臣，甚至在宋宁宗驾崩前后还玩弄了一出立储的好戏，在宋宁宗死后，直接扶持了一个血脉偏远的赵家血脉当了皇帝，然后继续把持朝政，直到寿终正寝。

而偏偏这样的一个大权臣在后世的史书上竟没有被列入奸臣传。

不过因为柯镇恶的缘故，韩侂胄死后，他直接刺杀了史弥远，使得这个历史上的权臣直接提前近三十年谢幕。

两代权臣先后落幕，宁宗一朝直接进入了众正迎朝的局面。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并不是明末崇祯年间东林执政的那种。

被韩侂胄打压的理学一派重新起复。

这个时候的程朱理学还不是后世那种被妖魔化了的伪道学，“存天理，灭人欲”更多的还是被理学士子当作自我道德约束的标准，而不是用来攻讦他人的道德武器。

理学那一套理论在后世的哲学评价中，被归类为客观唯心主义，认天下在存在之前就独立存在着一种客观精神，这种精神便是“天理”，而人是可以通过格物来阐述这个天理的。

所以这一阶段，理学弟子还是偏向于格物和务实的。

前几年七侠派有外门弟子考中了大宋的进士，便是因为七侠派的科学理念，与理学的一些务实理念相符合。

理学一派在宁宗后期被重用，是宁宗一朝经济人口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宋宁宗耳根子软的毛病并没有因此改变，没了史弥远这个权臣，但不代表权臣就在宁宗一朝消失了。

事实上，理学一派把持朝政之后，南宋朝堂成了另外一种一言堂。

理学一派的领头人变相的成为了新的群臣领袖，虽然他们的自我道德感更强，但是在事实上确也成为了权臣。

而这个时候，理学的领袖人物，便是理学大家真德秀。

真德秀是个刚直君子，历史上要到十年后才会入主朝堂成为宰相，但在这个世界却提前了十余年。

同时他也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曾经湘南一带做地方官，与孟宗政素有往来，后回到中枢，力主孟宗政北伐。

孟宗政在这个时空比在原本的历史上能够取得更多成果，便是因为真德秀的缘故。

去岁蒙古大军兵围中都，孟宗政上书朝廷，大军北伐，真德秀也同样建议宁宗北伐，但是这个时向来耳根子软的宁宗皇帝突然又泛起了南宋皇帝遗传的老毛病，开始猜忌起孟宗政。

也不怪他会有此心，毕竟开禧北伐，西路军统帅自封蜀王的前科犹在眼前，而此时孟宗政的地位可比当年的吴曦还要高一些。

真德秀虽然把持朝堂，但到底不如韩侂胄大权独揽，不敢强势逼迫皇帝，只能发动言官上书。而宋宁宗干脆称病不上朝。

而远在襄阳正准备大展拳脚的孟宗政等不来朝廷召令，眼看良机错失，不由悲愤交加，呕血而亡。

消息传回朝堂，宋宁宗终于上朝，他令江海接手忠顺军，择日北伐，然而忠顺军乃是孟宗政一手创建，其中有四万多来自于金国境内的唐、邓、蔡三州壮士，成分复杂，江海威望不足，无力约束部将，差一点导致军队哗变。

宋宁宗无奈，采用真德秀的意见，加封孟珙为秉义郎，令他约束部将，孟珙以为父亲守孝为由，坚辞不受，一个月后，宋宁宗又加封他为武德郎，孟珙托病继续不就。

宋宁宗大怒，训斥真德秀识人不明，忠顺军已经沦为孟家私兵。

此时红袄军席卷山东河北，光明左使夏全领兵已经打到了淮河北岸，宋国淮东制置使徐晞稷上报朝廷，言红袄军可为伐金先锋。

宋廷最擅长做的事情便是招安，国内农民起义，他招安，金国起义兵他也招安，这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

又岂是招安金国境内的起义军，只要册封官职，供应粮草，甚至有的时候连粮草也不用供应，便可以将义军收为己用。

于是宋宁宗御笔一挥封夏全为忠义军团练使，受徐晞稷节制，准备攻打亳州。

夏全素有野心，本人也十分勇武，善长领兵作战，但是却不善于行政与后勤，他这次本来从沂蒙山带出的四万教兵，一路攻打吸引流民入伍，打到淮河边上的时候，军队已经膨胀到了十万之众，后勤粮草已经十分不足。

因为全金发在明教设置了神雷法王执掌刑法，教兵之中多设有军法官，对劫掠之事颇为顾忌，这使得一贯习惯了劫掠的夏全后勤十分紧张，于是便欣然接受了宋廷的册封，用徐晞稷支援的粮草，来替自己扩大地盘。

一时间南宋对金的东部战场形势一片大好。

真德秀是个务实的人，他派遣了大量探马北上侦察，最远的探子更是深入到了原本的中都，将山东河北的真实状况反馈了回来。

其中还有人带回了一本《星火集》和一本《分田法》。

真德秀不是腐儒，政治敏感性极高，看到《星火集》《分田法》后登时大惊失色，忙上书送宁宗道：“山东河北目前最强的四路起义军，北军统帅杨康、东军统帅全金发、南军统帅夏全、西军统帅范倜温皆为明教教徒，昔年明教方腊起义，席卷江南为祸甚深，而今此教于山东崛起，又有《星火集》蛊惑小民之心，《分田法》安定黎明，其所图甚大，如今其占据河北山东之地，燕云十六州已据其十，待其站稳脚跟，其危害更胜于金人，不可放任之。”

要说站在大宋的立场上，明教的威胁的确远超如今的金国，因为金国是外族所建，当其南侵，反抗者众，而明教义军首领乃是汉人，他日一旦南下，世家大族或者会反抗，但升斗小民多半会欢呼雀跃。

所以真德秀的奏疏的确是老成谋国之言。

但宋宁宗这些年已经受够了理学一派大臣的言论，竟然全没放在心上，反而道：“听闻那攻入中都的杨康乃是忠良之后，怎会对我不利，况且山东河北本在敌手，如今我朝不费一兵一足便尽取其地，何乐而不为，且明教之流只能蛊惑无知小民，岂有长久之理。”

如今宋廷虽以真德秀为首的理学一派为主流，但自然也不缺乏刻意讨好皇帝的谗臣。

便有一人出列而出，道：“陛下圣明，明教之流乌合之众，实不足为惧，只要陛下派遣天使，于真大人所述的四路元帅处宣扬一番我大宋文治，其部众定然欣然来投，且我听闻如今的明教教主乃是一女子，以一女子之身能为天下之主呼？臣请陛下册封其各路首领为宣抚使，并派遣布政使安抚其民。”

宁宗闻言大喜，于是又派出了四路使者，分别册封范倜温、杨康、全金发三人为宣抚使，册封杨妙真为卫国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