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在那炮火纷飞即将结束的前夕，一个小男孩在东北虫城的一户穷苦人家出生了。他是幸运的，他将迎来黎明的曙光，他将摆脱给地主扛活的命运，他的前途是一片光明的未来。

父亲每天鸡一叫就起来，点着洋油灯，捆绑他的破乌拉。穿完之后，吹灭了灯，一个人出了门。我问妈妈：“爹起这么早干啥去，天还没亮？”妈妈说：“拣粪去。粪是庄家的粮食。不上粪，庄稼就长不好。"又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我问妈妈：“啥叫庄稼一枝花呀？”妈妈?了我一把，“别刨根问底，长大你就明白了。快睡觉，天还没亮！”

我不说话了，眯在妈妈的被窝里。

奶奶在炕头抽着长烟袋，半天，“吧唧”一口吐在地上。落地声清脆响亮，接着是“咣咣咣”的烟袋锅子磕炕沿声，震耳根响。

我睡不着，在被窝里鼓鼓秋秋。妈妈?了我一把，“睡不着眯着！”

那年我四岁，也能看出大人的好赖脸色和简单心思。妈妈那是对奶奶不满的声“抗议”。从我记事起，奶奶和父亲总是鸡一叫就醒，父亲出门拣粪，奶奶就一袋接一袋的抽烟，一口一口地吐口水、磕烟袋锅子，不管别人睡不睡。抽得满屋烟气缸缸乌烟瘴气。我和母亲在奶奶的干扰下，把被拽过头顶，往往要睡上一觉才能亮天。

天亮了。父亲进了院。一同进院的还有一个和父亲年龄差不多的男人。是父亲的叔辈三哥——我叫他三大爷。母亲父亲和奶奶背地里叫他“三慌子”。想必是他的外号。

“三哥，土改也有几年了。你又买了几亩地？三嫂虽然是后到的，可也为你生了儿子。你也要有个算计，别让孩子长大走你的老路！”

三大爷知道父亲的意思，面有难色，“老疙瘩呀，不怕你笑话，还是那半晌地，一分没多一分没少。养活他们娘仨——饿不着！”

“三哥，饿不着不行，没吃肥猪肉还没看肥猪走吗？”

三大爷不吱声了。

父亲继续说：“这屯二棉裤放马场那三亩荒地全让我买来了，虽然有点碱巴拉，便宜！”

父亲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这一年，父亲又买了一匹枣红马。火炭似的！人见人夸。

父亲嘴嚼着饭就下地。

这天，吃完午饭，父亲拿起烟袋，一边装烟一边对母亲下达“命令”：“下午，你把瓜蔓揽揽，再把瓜尖掐掐。瓜秋后，把二棉裤的地钱还上。”

母亲接到命令，大晌午就一个人下了地。她说：“慢雀先飞。”

父亲抽完烟，磕了烟袋，牵出那匹枣红马，抱起我，飞身上马，出了院。我被浓浓的烟袋油子味环绕着。远远看见一个人影在移动。——那不正是母亲吗？不一会我们追上了母亲，又迅速超过了母亲。母亲的每一步，都是先把棍子探出去，再把那唯一着地的腿跟了上来。那条又短又细的疼腿始终提溜着。像是多余的，又不是多余的。

看着母亲被我们拉下，我乐的嘎嘎笑。

母亲揽瓜蔓掐瓜尖就是在地里爬行，那条没用的残腿总是在后面拖着，成为累赘。

母亲说：“这都是你姥姥死的早，你姥爷没正事，没有把心思用在孩子的毛病上！”母亲‘咳！’了一声，继续说道：“八岁那年，我从柜盖往下一跳，就觉得大腿根‘嘎吱’一声，疼得我一动不敢动。那时，我妈——你姥姥早死了，我爹像没头的苍蝇一天东一头西一头乱串。把我和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寄养在我奶奶家。奶奶家还有个猴子老叔正在念书。老叔虽然是个男生，却擦烟粉雪花膏。我那时也想擦，被老叔发现，把我打的狼哇哭。奶奶手里忙着活，嘴上不停地劝架：‘老儿子，别打你侄女。她没个妈够可怜的了，你咋还欺负她？’老叔立马回道：‘那她祸害我雪花膏！’奶奶说，‘她祸害你雪花膏你也不该打她呀！’老叔不吱声了，奶奶也停止了磨叨。”

奶奶还是心疼孙女，但在孙女儿和老儿子面前也只是说说而已，别他法。

母亲的胯骨红肿得不敢着地，姥爷背着母亲去烧锅店看了两次。没有太大起色，总算不疼了。走起路来一点一点的。母亲的奶奶告诉母亲，“要试探着让那条疼腿着地——疼也要试探，不的，时间一长，那条疼腿就短了。就真的变成瘸子了。”小孩子哪有那样的决心和毅力？咋不疼就咋干！那时，日本鬼子占领了东三省，成立了满洲国。姥爷常被抓去当劳工。母亲的腿从此更是人问津。

姥爷从煤矿劳工回来，急着给母亲找婆家。他自己要远走他乡谋生。

父亲比母亲大一旬还多，长得又黑又大。母亲没有相中。姥爷眼珠子一立：“有人要就不了，还挑人家呢，没看看自个儿？！”

母亲的眼睛湿润了。是呀！“有人要就不了！”在那个年头，这是实话。好腿好脚的女人都要靠男人养活，何况一个残疾女人！但是，这句话出自自己父亲的嘴里，对女儿不仅没有安慰，而且造成了莫大的伤害！也给母亲婚后的生活框定了基调。

母亲就这样的嫁给了父亲。

母亲说：“我嫁给你爹就是找个吃饭的地方，你爹娶我也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我们俩是各取所需，谁也不吃亏，谁也没占便宜。”母亲叹了口气，又说：“本以为结婚后，有了自己的家，日子会好过些。其实，只不过是从屎窝挪到了尿窝，从糠囤挪到了瘪子囤！”

母亲在烈日下一挪一擦地掐着瓜尖揽着瓜蔓。我跑过去学着母亲掐瓜尖，母亲忙阻止说：“大儿子，你还小不会干，瓜蛋才坐胎儿，手要是碰到瓜蛋就化了——就没有瓜了。”我很听话，站起身看着母亲掐。

“大儿子，快上树墩儿凉快凉快！脑袋都晒冒汗了。”

我站在树荫下聊的看着蔫头巴脑的野花、目的乱飞的蝴蝶，百聊赖。

一阵凉风突然袭来，西北天堆起了乌云。转眼间下起了瓢泼大雨，对面不见人。父亲抱起我飞身上马，混入人群。泥土路上人喊马嘶杂成一片。我探出头去寻找母亲，可哪里看得见母亲？很快被雨打回来了，重新陷入到父亲的烟袋油子味和汗泥味的包裹之中。

伏天的雨来得急去得快，很快雨过天晴露出了太阳。母亲拄着棍子进了屋。泥土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跟头，衣服裤子满是泥。我一头扑进妈妈湿漉漉的怀里，看着三岁的妹妹显示母亲稀罕我的自豪。妹妹在奶奶怀里不哭也不闹，更不和我争怀。

“堵河啦！裤裆河冒漾啦！”是老歪歪的声音。

父亲拿起广锹直奔裤裆河。河水杆儿杆儿见长，西北拐弯处冲开一个大口子。河水像脱缰的野马，汹涌地灌向庄稼地。大家你一锹我一锹，土还没落地就被河水冲走。杯水车薪，人们可奈何只好放弃。转向保护村屯。在村西头筑起了一米高的土坝。村西的万亩良田顿时变成一片汪洋。低洼处的苞米只露出了个蓼。

“我就知道今年要白干，清明刮走坟上土，庄家佬白受苦！”

“别马后炮了，你那么会算今年还种地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