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里的挂历上印着一张太阳挂在海上的照片，由于套色印刷模糊，说不准是黄昏还是早晨。

一艘渔船愚蠢地浮在海面上，进退两难。

我打量着被那对护士姐妹收拾平整的雪白被套，心里一阵冰凉。

我从昨夜就打算着来见罗琳最后一面，而今连夜的苦心被浓重的药水味杀得一干二净。

只有床头的一株黄玫瑰还很鲜艳，它静静地立在玻璃瓶里，谁也舍不得扔。

我孤零零的站着，只能看着自己被阳光拉长的黑影。

“你太穷了，我太穷了，我们就像两条走失的狗撞到了头。”

我对着影子亲昵地说，随后取出那支黄玫瑰。

黄玫瑰开得正带劲，鲜黄的颜色跟赌气似的。

对于一朵花来说，今天和美丽，都只是活着的一种惯性。或者说成一种幻想更可靠。

它一定知道它的美丽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支撑，时日多，所以它说不准为谁开放更称心。

罗琳终于走了，悄声息，像早就准备好的。

她并没有舍得告诉我一声。准是猜准了我迟早会离开她而懒得白费力气。

也许我压根就不需要更换电话，也不需要自作多情，自从昨日她和我作最后的告别，我们终于走到了最后。

我的担心与不舍，只是往廉价的可乐杯里多加了一块冰。

我轻轻地举着玫瑰靠近鼻端，深情地闻了闻。

一丝香气还在流转，就像许多轻舞飞扬的日子还在记忆里。

我将玫瑰花放下，重新插入花瓶里，就像没动过。

我松了口气，快步走出病房，恰巧遇见那一对又撺掇在一起的护士。

“201的女病人……”我的话刚到嘴边，她们瞟了一眼我新买的西裤和白衬衫，哼了一声就走。

我法弄清一声轻哼到底代表何种含义，和一对女人同时甩给我蔑视的眼神同样令人费解。

我看着她们走远，消失在过道两旁的某一扇门里。

我开始冒冷汗，解开纽扣，六神主。

正在此时，老马哥不巧打来电话。

电话可能来自公用电话厅，也许来自地狱，他那幽深的声音有一种催人躲闪的魔力，让人一经勾搭上就预感到准没好事。

果然，我都允诺两天内出发，他还将话筒摔得叮当响。

这让我想起一副叫作《掠夺欧罗巴的油画，里面有个起床气很重的女人，右手捂着胸口，左手使力掰着一头得了白发病的公牛的牛角。

但在我出发找那座桥前，我得把手头的事办完。

这是林俊杰的一贯准则。

因为他是退伍军人，他的行动有力，对员工的苛刻比糖尿病还严重，零容忍的习惯让他冷不丁就想在某位员工的脸上盖钢戳。

我得赶紧离开医院，我突然想到。

仙人掌和女客户是我首先想到的，他们和那个喜欢酗酒导致跑不动地方的富家公子不一样。

这两样秉承不疼不痒关系的东西，不停地在我的脑海中跳来跳去，就像应激反应里的刺激物。

帮助一个发了疯的女人，百分之百等同于从背后给即将倒霉透顶的男人推上一把。

这个道理我懂，所以它能让我提振兴趣。

可是调查员的工作并不好做。等我抛开其它事务准备大干一场，那个“站过街”的姑娘和我躲起了猫猫。

我走过不下十个街口，在十多家刊印社来回了许多次。等被日头晒破了头，还没有抓到女客户口中的“婊子”半个衣角。

我硬着头皮躲进最后一家报刊社的前廊底下，勉强找了个台阶坐下，望着街头的秋日画面。